农村邪教“易感人群”心理浅析

    近年来，由于国人的警醒和法律的震慑力，邪教组织开始不断改头换面，从地上公开活动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从面对面的对抗性转为伪善的非对抗性，将活动场所由城市城镇转到边远农村，于是一些农村群众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不幸被其裹挟成为邪教信众。

　　一是病患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退，感知觉发生显著退行性变化，行动迟缓，记忆减退，各种疾病开始出现，特别是许多身患慢性病且长期治疗效果不很明显的老人迫切希望拥有健康的体魄，但在面对不可挽回的衰老或者家人的病患时，很容易产生畏惧的心理，害怕变老，担心生病，惧怕死亡，甚至出现疑病状态。但迫于医疗条件的限制，经济条件的制约，在遭遇邪教人员“强身健体、祛病健身”、只要虔诚地奉“三赎的名”祷告就能去“罪根”、“师傅（李洪志）可以给你消业，清理身体”、“共修打坐可以不自疗药”（观音法门）等“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等幌子后，抱着“神灵”面前试一试的心态入了教。当被辅以种种编造的超自然神迹与见证，并体会到不断强化以“好起来”的心理暗示加上有规律的生活起居所产生的心因性好转假象后，他们便对此深信不疑，在邪路上越走越远。

　　二是空巢群体。在农村，由于子女成年后求学、工作、打工等原因离家生活，部分老两口也因带孩子而两地分居，与家人空间上的分离、观念上的代际差异、精神上的慰藉不够，以及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单调缺乏，与老人希望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的理想状态存在强烈反差。“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寂寥生活，使得大量老人孤独感、失落感骤增，安全感缺失。当传教人员“知心大姐”式的死缠硬磨，聊天宣扬“救世济世”、“无所不能”，恰好填补了老人心灵上的孤独和苦楚，迎逢了老人害怕寂寞、渴望有人关心、期望与人倾诉的想法；当听到法轮功的“我们学员、我们弟子“门徒会的“兄弟姊妹”等容易让人产生归属感的语言时，便会产生这是“真、善、美”度人度己的错觉；如若再遭遇“色情局”、“仙人跳”、小恩小惠等卑劣手段的威逼利诱下，虚罔的“空巢老人”就会不知不觉误入歧途，一步一步陷入泥潭，为之驱使。

　　三是迷信群体。在迷信色彩比较浓厚的乡村，人们更容易相信邪教歪理邪说。这类群体相信冥冥之中的命运，本身对佛、对主就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将自身行为及生活中遇到的许多事情都与鬼神联系在一起，同时，对固有传统信仰的不坚定，对所信奉的佛与主所属的合法宗教教义认识不清。在面对传教人员对披上佛教外衣的“法轮功”，披上基督教、耶稣教外衣的“门徒会”等邪教花言巧语的描述后，显得无所适从；当听说“世界末日论”、“病源于罪”等惊世骇俗的谎言后，迷信人群内心就会恐慌和迷惑，若恰逢诸如5.12地震之类的某些巧合，他们便认为“信神可以进天国，能消灾避难，可以永生，不信的人将受到惩罚，下地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言非虚，便认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找到了“通往天堂的户口本”，“找到了登上诺亚方舟的船票”，虔诚归顺于邪教寻求“圆满”，在自我迷信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四是弱势群体。很多鳏寡老人、残疾五保、失独家庭和贫困家庭等群体，离群索居，亲情缺失、人际接触面、交际面窄，往往都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但他们同样渴望得到周围人群的接纳、社会的认同。但在现实社会，他们显得无能为力，邪教便使用“周济法”，打着“帮工”的名义，向他们分配一些诱骗其他信众所得来的钱、粮、物，对外出传教而耽误农时的予以帮助，对受到依法处理的成员家庭予以“关心”，以此拉拢。还有人专门收集本地区的贪腐、环保、强拆等负面信息编辑成册，给他们进行负面鼓动，所以在面对衣食住行的艰难和生老病死的困惑，面对社会转型期发生的种种不良现象时，有些人就会看不惯或有怨气但又无奈，自然而然地把希望寄托于虚无飘渺的主与“神”身上，梦想有万能之神、博爱之神帮助自己和家人改变命运，并“正一切人心，解一切迷茫”；邪教普遍的“封官许愿”的方式，满足了其在常人社会得不到尊重的“弟子们”的地位和尊严，使他们更乐于参与邪教活动，在集体活动中获得认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心甘情愿地依附于“法”。

　　五是闲人群体。很多刚刚离开工作岗位的离退休人员或不适宜重体力活动的老人，骤然间失去工作，社会交往减少，社会剥离感强，空闲时间多，很容易缺少精神寄托，产生消极无助、寻求解脱的心理。邪教的种种歪理邪说，辅之以七拼八凑的气功练功动作，并经常派人深入农户家中“讲经布道”，用他们编写的“圣歌”去“丰富”精神生活，“抚慰”寂寞的心灵，正好满足了他们希望眼下有事可做，修身养性，使闲暇生活变得充实的愿望；同时，大家经常在一起集体练功跳舞，相互交流心得，感情有了维系和依托，也满足了他们希望有人与之交往，以此体现他们的价值，证明自己依然“老当益壮”，获得内心充实。于是，他们对聚会祷告等乐此不疲，并最终丧失了自我意识和理性，成为邪教组织的“提线木偶”。

    临沂市610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