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博问政到网络社会治理

　　微博问政的实践探索

　　关于微博,即微型博客(Micro—Blogging),被昵称为“围脖”,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今天你@了吗”,这句话成为时下大家见面流行的问候语之一,微博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微博在国内发展的历程,只有短短4年时间:2009年8月14日新浪微博的测试版上线,微博在中国开始兴起,到2012年,中国微博已经成为极为活跃的信息传播空间。

　　据统计,2012年下半年中国微博总访问次数达到155.56亿次,总页面浏览量达到739.85亿次,总访问时长达到15.18亿小时。2013年上半年,新浪认证的政务微博数已经达到7万。这些都表明,微时代到来了。伴随着微博的出现与普及,个体网民话语权进一步得到加强,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微博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看法,甚至将网络上的民意转化为现实中的行动。这也就是说,微博作为中国互联网上更新最活跃的信息源和舆论场的特性,使得微博问政开始走上舞台,而且以其独有的特性和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成为当下“问政”的重要形式。

　　在这样的一个“无微不至”的时代,微博以其特有的魅力,不仅成为了交流方式的升华与突破,更是作为一种工作方式与工作机制创新的手段。地方政府如何开通官方微博,深化“微政务”在工作中的应用与功能拓展,做好舆论沟通和引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已经迫在眉睫。

　　微博问政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很多围观的人,看的人越多,政府的责任就越大,政府的压力越大,这就对政府工作形成了倒逼,迫使政府想方设法改进工作,顺应民意。

　　从微博问政到平政府建设

　　我们的微博管理者和网民朋友在互动中都写到:在微博世界中,政府是平的。

　　那么如何理解“平政府”,我认为至少有“六个平”:一是平等。在微博应用环境中,政府与公众在对话中的信息选择、交流方式和空间地位等方面都是平等的；二是平视。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要端正理念,放下身段,同时公众与媒体要学会“抬起头”,让视线更加平稳；三是平和。个体平和增进交流,媒体平和促进理解,政府平和赢得信任；四是平常。政府网络办公常态化,处理方式平常化,网上网下联动,具体反馈让百姓看得到,消除“衙门感”和“大院感”；五是平实。通过制度规范和网络监督,转变政府工作作风,克服惰性,消除陋习,提高政府工作知名度和美誉度；六是平移。充分发挥官方微博的即时互动和职能部门的主动性,处理网络事务上下、左右和内外交互平移,让网络事务得到快速有效解决。

　　微时代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当前,鱼目混珠、参差不齐、无序失控的网络发展现状使我们面临强有力的挑战。比如说,网络谣言频现、网络侵权事件频出、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据统计,去年1月至今年1月的100件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中,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其中,网络谣言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娱乐谣言(17.3%),其次是社会治安谣言,一共有108个,占全年谣言的16.1%。初步分析来看,一半以上(51.9%)的治安谣言涉及命案,将近四成(38.0%)涉及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被拐、失踪、绑架或不正常死亡,两成多(20.3%)涉及器官被盗,另有一成多(12%)涉及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大家都知道,网络社会尽管是个虚拟社会,但这一虚拟世界早已和现实社会密不可分,这就决定了互联网如果管理不善,国家信息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企业电子商务就会受到影响,大众个人隐私就会受到损害。

　　一,网络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桥梁在哪里?要治理网络社会的乱象问题,当然需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但是如果说什么最核心,“法律”应该是重中之重,它是引导网络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桥梁捷径,应该起主导作用。我认为,法律意识其实是一种规则意识,用规则治理比单纯的柔性引导和技术管控更能在长效常态上发挥作用。所以说,一定要给网络社会注入法治的基因。这样不仅在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等法治理念下规制网民的不法、不当言论,同时更重要的是,也能在自由、权利的指引下保障公民个体的表达权、参与权、隐私权等。构建起一套清晰、科学、有效且符合网络社会发展规律的规则体系是当务之急。

　　二,网络社会治理的关键点在哪里?在网络社会治理实践中,我认为需要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探讨,主要是解决好“四对关系”:一是网络社会中个体身份属性与现实个人权利的关系；二是网络社会秩序维护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关系；三是网络暴力与刑法意义上的犯罪界定关系；四是处理好网络言论的引导与控制关系。

　　三,网络社会要治理好的应对之策是什么?在公民意识空前觉醒的当下,对于网络社会而言,“治理”显得格外重要。一是要确立“以疏代堵”的治理理念；二是要依托“以法治网”的治理手段。首先,网络立法要补缺和调整并重。其次,网络执法要监管和保障并重。最后,网络守法要普及和互动并重；三是要建立“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说到这里,我觉得新加坡的有些做法值得借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学者曾用三个“C”来概括该国互联网治理政策的总体思路,分别是服从、妥协与竞争。

　　“服从”是指媒体必须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将社会责任与国家利益作为媒介治理的出发点；“妥协”是指新加坡政府对内容监管的轻度干预,该政策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的网络表达权和言论自由,对于政府来说,不必消耗巨大的行政资源来进行内容管理；“竞争”一方面指政府层面要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考虑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另一方面是如何制定最恰当的政策,保证观点和意见可以自由公开的讨论与交换。新加坡的这些治理理念,我觉得深受启发,我们可以很好地借鉴使用。

　　吴胜武(现任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区长,全国青联委员)